临近年末，不论是各大听歌软件、社交平台，还是相册、地图的痕迹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可以暂时逃脱对于未来的担忧，认真地回顾过去的这一年。
单读编辑部也交出了一份在年终的总结，这一次，我们想来夸夸自己。在今年的工作中，有哪些我们感到满意，想要一次又一次推荐的作品？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题？在过程中，又有哪些特别的故事可以讲？
尽管今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（这次推送还请出了两位“难以休息”的编辑），但保持自我肯定，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效！快来看看在编辑们今年的工作中，有哪些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分享吧！
去年无疑是令人愤怒的一年，愤怒就会让人有话可说。今年却是顿感真空的一年，普遍看见的不是老生常谈，就是妥协或犬儒的话，其余则不宜言说。编写新媒体文章的朋友们常相互开玩笑，今天在做什么快餐呀？生产的电子内容是“日抛”还是“周抛”？
但是在老生常谈和不宜言说的内容之间，在愤怒的灰烬之中，我们也尝试说一些真心的话，分享一些日常的感受。毕竟，说这些话的机会和产生这些感受的条件，就是我们曾经愤怒地去保卫的东西的一部分。今年我做起来最开心，也觉得最值得的推送，是情人节向同事们征集的“小作文”。每个人推荐一段话，其实延续了一篇已经消失的愤怒推送的形式；但让关于爱的话语建立在愤怒的经验之上，也是一件很棒的事。
在糟糕的一年过后，听同事们说一些肯定的话——爱可以将感官放大，爱给人幻想和期待，爱让人彼此敞开，爱可以持久地保护一个人，“爱很好，爱是伟大的事”——记得在情人节前夕，截稿的最后时刻，仍然有新的回答出现在我的对话框里。这当然也是一份快餐，但真心偶尔也能在一份份快餐中找到出口。
每过一段时间，台湾偶像剧都会被组团“翻炒”一遍，那些在千禧年前后大放异彩的流行文化，因为过于落后的性别观念与情节设定，在新时代的网络热潮中被大家调侃：“我的脑子就是小时候看这些看坏的”。
在习惯了近几年台湾流行文化所表露出的先锋、尖锐、平权意识极强的风格之后，再回看那些曾经有代表性的综艺和影视作品，会发现台湾社会开始普遍拥有平权意识，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而已。
Me Too 运动在台湾的发生是必然的，为了让性骚扰者得到惩戒，受害人也不再被污名化，平权群体在近 30 年中所付出的努力，终于有了回应。既然是一个“有制度，没观念”的社会，对于想要更新的议题，就从一个影展、一本书、一部电视剧开始。
作为一个台湾文化爱好者，在 2017 年，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刚刚在台湾出版时，我就委托朋友寄来了这本书。当时还很陌生于竖版繁体的排版，以及林奕含沉痛的讲述，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阅读能够使人精疲力竭。林奕含天才般的语感，让我对她产生了爱惜与好奇。新书出版两个月后，林奕含自杀，而李国华却在对岸平安无恙地做着老师。
林奕含曾在她为数不多的访谈中，说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，是房思琪式的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会忍不住想，若能够生活在林奕含的身边，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？当然只是空想。还好有这篇推送，在大量的信息检索中我看见一个又一个房思琪，而她们终于能够开始生活在一个不再偏狭的社会中。
回想三年前，我还是一名纯粹的播客爱好者，「螺丝在拧紧」是在我工作之余宅家洗衣、洗碗、洗澡时，播放的另一条音轨。水声太吵，有时听到精彩处，还要关一会水龙头。现在，听螺丝的场景已经大变样了：录音间、线上会议，还有电脑里数个超大音频文件……进入事无巨细的工作流程，五十多期过去，难免感到麻木。
今年所有节目里，林小英老师这一期，对我尤其有这样回归听众般的沉浸感。我记得她带着新书《县中的孩子：中国县域教育生态》作客录音间，分享的不仅是在县域教育这一领域的调查，更是对一代年轻人成长道路的公共性表达。她认为，每个人埋头向前跑，以至于身边像一片荒野一样，“四下张望，四下无人”，是一种病态的竞争；而“人生的画卷慢慢展开比较好，建议还是不要一览无余，一下子看到尽头”。
曾经我作为听众爱好的螺丝，更多地在关注从业者的方法论，但是两季过去，它像这一期一样，逐步从具体的工作介入社会的症结。在录音间里听到林小英老师这两句话的时候，我像是从头到脚淋了一桶乐观的热水（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）——这些关于团结，关于前路怎么走的主张，不仅是对社会的谏言，也是对个体的美好祝愿：要寻找朋友，要退出狠毒的游戏，还要更贴近一个人的本能与本心。
在八月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我坐在的士后座，在习惯性想要消遣时光时打开了播客。看到“对话许知远：去东京，重新向陌生人解释自己”这个标题，第一反应是：什么？许知远老师来了！什么？单向空间开到了东京？！
脑海里自动建立起了位置坐标，思考起一些开店成本，然后感慨着：单向空间太强了。
而 pick 这一期，大抵是因为一些奇怪的情怀。在大二上金融课时，我沉闷地趴在桌上读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，读到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。挣扎在金融与文学之中，也就是挣扎在现实与理想中，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我似乎能找到一丝忧伤的共鸣。但这期播客给我的感觉，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人双脚也开始也稳稳地落在大地上。
按下播放键戴上耳机，听许知远老师讲在 18 年前，慌乱地开第一家单向街书店。讲他不知道如何交燃气费，书店的事务也令他开始思考起一些具体的事物，成熟了一些。最打动我的那句话是：“我希望单读的读者、单向空间的员工珍惜的这些价值，是可以以某种具体的形态延续的，而我作为这个价值的最初提出者之一，我更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完成。”
我感觉许知远老师不再是写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的许知远了。我也不再是两三年前很虚无主义地成天空想着意义的那个我了。
从单读 24 开始，mook 的封面就开始基于主题来做设计，通过视觉以及材料来阐释主题，营造氛围。《单读 36·走出我房间》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女性的创作，设计上的新尝试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和文本站在一起，成为表达的一员。
从“传达”变成“参与”，在我的日常工作中，也许只有 mook 才有这样允许放肆和越界的机会。
使用扫描仪做出一位女性的面部取样，打印，再重新扫描位移、翻折、发送、接收、再打印再扫描，多次重复以上的传递得到目前的画面，画面信息在传递中不断损失，最终的封面呈现出这种多次传递后出现的未知图像。
如同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，主张的一种观念，经过反复的传递与讨论，信息与意识在各个媒介中流转，被创造、被传播、被重复后的文字声音图像，最后到达接收者的时候，被接收的都是新产物，不同的分野就此出现，多元的声音也必然会再次交汇，我们最终选择自己的立场，等待和迎接讨论。
做《冬泳》的再版设计压力还是大的，首先这是一本被读者和市场认可的畅销书，其次陆老师的原版封面珠玉在前，能够结合作品气质以及再版的此刻所处的环境来做出“新”设计成了最大的课题。
倾泻而下的巨大水流，无声中包含着巨大的声响，是人们在漫长沉默后积蓄的爆发，是时代的裹挟，是生命力展现出的悲怆与浪漫。
书名字体希望有机会能够做出被挤压的结实本分的气质，像是写在小卖部门口木板上的告示。文字放在封面最下方，从构图上把整个画面的情绪空间与奔泻下坠的势能最大程度保留。
“文学，教会我留心。”又是一年岁末，不知道大家在整理、总结与回顾这一年的时候，有留心日常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亲密关系吗？《同窗》是由桂枝和京京母女两人共同完成的书。妈妈与女儿，一对总是连在一起的词组，一段有的时候需要打引号的“亲密关系”。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桂枝或京京那样，和自己的母亲（孩子）共同读完一本书，再坐下来一块儿聊聊。但这本书的动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母女，也在于交流。因为这一来一往的对话，常常让我们忘了谁是女儿，谁是妈妈，她们更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在交流，没有谁要说服谁，也没有谁要教育谁。妈妈桂枝没有站在大人的立场，而是会以自己也曾是小孩的角度去和京京对话，分享自己曾经克服的恐惧，女儿京京则会反过来安慰妈妈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开口或者吵架时容易口出恶言，可能是我们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小孩，忘了妈妈也会害怕。
桂枝和京京的对话让我们看到，原来，母女之间的交流可以不只家长里短。童话都是真善美吗？文学如何打破我们对“浪漫/真爱”的幻想，教会我们如何去爱？她们共读的经历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童话，反思其中的性别陈规，也启发我们通过文学去思考自己对爱情、婚姻和欲望的看法，客观地认识当下与历史。
对《表演者》的喜爱非常个人化且狂热。从这本书的第一个句子、第一行描写、第一篇小说，我完全沉浸其中，暂时放下情绪外露可能带来的尴尬，在工位上泪流满面。嘈杂的现实都暂时隐退为背景，我跟随作者的笔触，灵巧地穿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。第一遍读的时候就为作者独特的感受力惊叹，那些幽微的心迹被照亮，那些我主动或被动遗忘的情绪被一次性唤起，给我一种被“正名”的释然——也许它们从未消失，只是像一团迷雾难以分辨。
第二遍读的时候才察觉到这几篇故事之间内在的联系，对“我究竟是谁”的密切关注和不断追问，对真实与“表演”模糊界线的反复试探，也许是某一群人共通的心理状态。但在所有意义之前，这本书首先的动人之处还是，它使我感受到阅读小说最纯粹和原初的趣味。
《单读33·多谈谈问题》是《单读》一直期待能做出的一本书。采编过程调动了《单读》的作者群，带着基于对当下的观察和过往知识经验而辨识出的“历时性”问题，向我们敬仰的老师们求教。他们贡献了许多精彩回答，恐怕是今日少见的真挚之言，值得反复阅读，但是做这本书更想强调的其实是提出问题和推进对话的过程——我们别对身处的问题视而不见、闭口不谈，也不要羞于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且，我们大家可以在老师、前辈的思想基础上，再提出新的问题。《多谈谈问题》除了收录九篇长访谈外，还首度收录了漫画作品，来自通过单读公众号的“放画”栏目结识的一群年轻而赤诚的漫画作者，他们的作品为过去的“半自由”生活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。
一直有点羞于承认单读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导师的作品，直到新书发布时，又听她神采飞扬地讲起来，就像回到当年的课堂。
人的迟钝有时蛮可怕，也是直到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我才意识到她对我的影响，远比后来喜欢的那些花哨的理论更深入自身。
一是语言上追求准确克制，不多说一个字，也就是新闻笔法中的“白描”（这方面我学得最差，总是辞藻太多）；
二是推崇研究型记者，职业生涯的目标是寻找自我的领域，扎下去，扎出真东西（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结构感）；
三是不喜欢谈论自我，每次谈都难为情，这一点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要转变，但我总有点别扭不太转得过来；
最后也最重要的，是对事实与现场近乎本能的冲动与捍卫。这是受过新闻教育的人应该有的基本功，也是不管时代如何泥沙俱下，这一行不应丢弃的信念感。
而我们之前常常谈论的勇敢，不单单是一种人的偶然的品德，而是一种可以训练也必须训练的媒介素养。
这些并非徐泓老师凭空创造，而是源于她 30 年的新闻实践和 20 年的新闻教育，源于她的家教渊源以及背后一整套学人传统。也正是她这本书所全力描摹的内容。一本在历史的现场重建真相之作，与今天所有在后真相时代失去方向感的知识人都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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